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一脉相承。①中国经济过去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带来的数量型增长，但边际效应递减，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托效率提升；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一脉相承，而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和去产能分别是其实现方式，殊途同归；③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核心含义在于挖掘新市场和提升生产效率，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是核心方向。

本文希望能够更为清晰的界定ICT制造业的范畴、剖析ICT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在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制造业产能共享主要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以使用权共享为特征，围绕制造过程各个环节，整合和配置分散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最大化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新型经济形态。主要特征有：以制造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主的主体特征、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特征、实现生产资料和制造能力的高效配置的效果特征。从共享内容看，制造业产能共享主要包括设备、技术服务、生产能力和综合性服务的共享。发展制造业产能共享，能够催生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重构供需结构、激发创新活力。

这份《白皮书》聚焦前沿领域，建议中德应共同把握制造业未来发展脉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长期以来，中德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并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展开全面合作。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事关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深刻变革，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本报告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对各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探析不同类型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深入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决策。

报告通过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历程的梳理和主要现状的剖析，明确了其定义，总结出了五个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指数从发展现状与特点、评价维度与体系、评价结果与分析、发展趋势与展望四个维度进行解析。旨在为地方政府及企业总结发展模式，寻找前进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2020年1-8月，机械行业整体上涨24.0%，跑赢大盘12.7pct。细分行业中，农用机械、其它专用机械、其它通用机械、机械基础件、工程机械涨幅较大，分别上涨47.2%、44.1%、35.8%、35.7%、30.9%。1-8月，在机械行业395家上市公司中有278家公司股价实现上涨，其中有30只个股涨幅超过100%，93只涨幅超过50%，168只涨幅超过20%。

2020年5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95笔并购置卖，环比下降19.5%，同比下降31.2%。机械制造行业以103.18亿人民币的交易金额排在第二位，占总交易金额的16.4%。

报告对当前中国制造企业的信息化展开了深入分析，探究企业推动全面信息化时遭遇的挑战，以及互联网＋与创客运动等将如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运作模式，改写未来制造业的价值分配，并对制造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掌握自身核心价值，打造全球竞争力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展望2018年，制造业“双创”发展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结合更趋紧密，大中小微企业融合融通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推动制造企业创新模式、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深刻变革，引领区域产业加快转型，实现创业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发展效能加快释放。同时，我国制造业“双创”效能尚未得到有效释放、平台服务水平和层次降低、与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短期内仍将存在。针对以上问题，赛迪智库提出要适应行业不同层次需求，加快制定制造业“双创”发展指南，分类打造差异化的制造业“双创”平台。

出口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产品种类和结构来看，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没有太大显著变化，但这种观察忽略了中间品生产，远不足以反映制造业能力变化。出口产品附加值率变化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有益视角。这个指标变化涵盖了高附加值产
品出口能力变化(行业间效应)和中间品进口替代能力变化(行业内效应)。当然，出
口附加值率变化还会受到产业升级以外的力量影响，与产业升级不能画上等号。
中国在前金融危机阶段(2000-2006)、金融危机阶段(2007-2009)和后金融危机阶段(2010-2014)的出口附加值率年均增加分别为0.69、3和0.75个百分点。出口附加值
率上升几乎全部来自行业内效应。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大幅提升来自给定生产能力下的优胜劣汰。外需下降和出口
退税政策调整背景下，低附加值企业的淘汰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下降造成了危机期间出
口附加值率上升。
后危机阶段制造业升级快于前危机阶段。在讨论了其他因素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后，
后危机阶段出口附加值率更快上升的合理解释是该阶段更快的产业升级。研发与专利数量、出口产品质量等指标两个阶段变化的比较从侧面支持这个判断。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并将其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时期。

过去四十年间，我国制造业得益于资源成本优势、人口红利及开放政策，书写了 举世瞩目的增长传奇。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红利效应的衰减、国内外政经格局 和产业分工的改变对我国制造业的固有发展模式带来了一定冲击，但伴随云原生、 物联网、AI、传感器等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国产工业软件的不断进化， 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依旧势不可挡。在国家层面，建设制造强国成为 当下紧抓的战略机遇;在企业层面，深度应用数字技术的制造企业将赢得显著的 竞争优势。但面对数字化时代产业链、价值链、基础科学、乃至底层方法论的颠 覆性变革，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制造业作为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于2015年5月出台“中国制造2025”，大力推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创新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驱动，未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入融合，制造业生产方式、企业组织、产品模式等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同时面临着内部挑战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从企业内部看，生产成本上升、研发投入不足、生产组织方式较为传统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从外部环境看，消费者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社交化、3D打印、机器人等技术发展将颠覆旧有的制造模式，跨界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的十字路口。制造业企业必须高瞻远瞩，主动求变，积极顺应“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向，适应市场环境的具体要求，充分把握新工业时代下信息资源带来的机遇，构建以数据洞察为驱动的新价值网络。参与者、产品、生产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三个要素。在新价值网络中，它们均被赋予了“智慧的”的新内涵，并通过协同互联，形成集制造和服务为一体的全球化价值网络。本文作者针对每个角色的战略重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互联关系，甄别出企业需要具备的相关核心能力，并运用国内外案例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同时，作者还提出了新价值网络参考实施路径，帮助企业根据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和战略目标，确定发展和转型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