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都是在结构性扭曲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扭曲虽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高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效率、环境和可持续性的代价。“改革”一直是中国宏观论坛研究报告所秉承的逻辑。报告始终认为改革理顺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不仅关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长期结构调整。 在方法论方面,宏观经济论坛研究报告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微观结构性政策。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分配财政竞争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内生性特征,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从“外生随机冲击”到“内部扩散”的机制不同。

6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和讯网、中国网、同花顺财经、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逾7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知名经济学家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逄锦聚、黄群慧、刘元春联合解析。

2013年将延续2012年第4季度复苏的势头，随着换届效应的持续发酵、房地产困局的破解、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金融困局的缓和以及中期力量的释放，中国宏观经济将超越“新常态”，步入“次高速增长期”。2013年不仅是中国宏观经济完成由“复苏”向“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迈向“新结构”、超越“新常态”的关键年，更是新政府全面确立和落实新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年。因此，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是在复杂中充满朝气的一年。利用模型进行预测，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8.0%，比2011年回落1.3个百分点，2013年中国经济将重返9时代，增速达到9.3%，CPI出现反弹，达到4.1%。在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认为，未来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强化中期定位的基础上保持相对宽松与积极的导向，应当在正确认识中国新时期的各种结构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变化的基础上，超越“新常态”悲观主义的定位，应当在收入分配、房地产等关键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性改革，清楚“改革疲劳症”。

首先，与会嘉宾对疫情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及全球资本市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中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疫情内生于经济，这导致抗疫经济政策变成了内生于经济的经济政策，衰退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代价，为了应对衰退进行的宏观安排已经扭曲。此外，人民币资产正逐渐成为锚。寻锚过程中，资金大进大出形成了新的市场风险，进行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应该提高警惕。同时，避险一定要坚持内循环，不仅要做好实体经济，而且也应该做相应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认为，短期来看境外资本流入总体可控，不会导致输入型通胀和人民币过度升值。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货币政策已经实现常态化，二是食品价格因素影响过大，三是国际市场价格持续疲软会传导至国内。此外，从金融部门来看，对外金融负债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表现较为中性。

棽棸棻椆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暟弱企稳暠暎从需求侧来看棳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棳棻棴椀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暎净出口从棽棸棻椄年对斍斈斝负向拉动棸棶椂个百分点棳到棽棸棻椆年一季度正向拉动棻棶棿椂个百分点棳对斍斈斝影响变动了棽个百分点暎同时棳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棳稳定了投资暎从供给侧来看棳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棳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暎这些变化既有意料之外的外贸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变化棳更有情理之中的金融业增速和基建回暖暎上半年面对不利的贸易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棳我国有效稳定了出口和外资棳进出口数据亮眼暎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暟小阳春暠在调控不变的情况下显得特立独行暎上述超预期变化之外棳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发力和改革提速带来的意料之中暎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暎一方面棳股市走强带动券商棳另一方面棳补充资本金后棳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加之稳定的利差棳提升了银行业盈利水平暎同时棳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棳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棳稳定了基建投资暎有更多是政策因素支撑棳暟弱企稳暠背后的国内市场基础还不牢固。

2019年在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力量有所加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告别了2016-2018年“稳中趋缓”的平台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在五大短期周期因素同步回落、三大传统红利加速递减以及两大临时突发事件三重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了全面显现，在以“六稳”为核心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冲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守住底线、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的结构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导致2019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2018牛，甲国绘济刀世稳中水进，..L业.企业利润保苻牧伏增长，穷列刀巾场平稳，价格基本稳定，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带动制造业投资继续回升，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稳中有变，正如课题组2017-2018年度报告所预测，受家庭债务累积、收入差距扩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消费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也拖累了整体投资。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僵尸企业，特别是国有僵尸企业，出清滞后造成的社会资源错配使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降低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更使得失业率上升，对“稳就业”带来较大挑战。僵尸企业还加速了中部和东北地区人才的流出，桎梏了区域协调发展进程。劳动力市场低迷以及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速下降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叠加家庭为教育医疗等提前储蓄的动机，家庭更加“不敢”消费。正如课题组2018年中报告所预测的，总需求不足进一步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短期债务增速远超预期，去杠杆出现反复，企业信用风险释放的同时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受此拖累，商业银行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实体经济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降，盈利未见改善。金融系统不稳定因素仍未消退，“稳金融”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环境亦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速见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常账户顺差基本消失，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大，外汇储备小幅下降。

宏观缸什举尚企是现阶段甲因经济画临的突出回题,国际消舁银仃(BIS)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杠杆率达到了255.7%,不仅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杠杆率的平均水平(193.6%),甚至已经超过美国(251.2%)等一些发达经济体。更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就企业部门而言,虽然2017年杠杆率出现了一定下降,但总体水平依然高达160.3%,在主要经济体之中位居首位。其中,国企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明显高于其他企业,高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就居民部门而言,虽然杠杆率(48.4%)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6.1%),但是已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39.8%)。若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不仅如此,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过快、债务分布不均以及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均值得高度警惕。就政府部门而言,虽然整体杠杆率不高(47.0%),但由于中央政府杠杆率偏低,所以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之上。而且,目前地方债务的隐性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区域性的地方债务风险较大。就金融部门而言,近年来金融机构杠杆率明显攀升。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形成1-2年窗口期；国内分裂，中期选举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国内为主、由易到难；美国会优先解决更容易的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改造复活国际机构；美国会努力重塑TPP（TTIP,EPA），但困难重重；会努力破坏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如加入CPTPP；优先技术而非贸易目标中国需要善用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利用窗口期取得先机，在有的放矢对冲美国攻势中前进。

现在各国都在推动疫苗注射进程。从数据而言，全球经济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免疫，疫情再严重，也不能像第一波疫情那样给全球经济砸出“大坑”。美国疫情虽然高度发展，但经济仍在持续恢复，如最具前瞻性的ISM指数已逾60，过去两年来的最高值。客观上讲，一方面由于需求刺激的原因，且各国的封城锁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各国开始实现远程供给的灵活性，这共同使经济对疫情实现了明显免疫。这是预判经济前景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即使近期疫情又出现发展，我们也不认为疫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最多影响斜率。如果经济整体向上，就没有理由相信经济是通缩的，相反华尔街的人已开始考虑再通胀的可能性。

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3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于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

中国更多是凭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培养出阿里、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若干世界级互联网公司，但本土数字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总体还不是特别成功。当然，也有个别优异的企业，像抖音/TikTok确实成功走出去，受到全世界追捧，但它成功后又受到国外政府的排挤，特别是像美国政府这样强势的打压。从国际竞争视角看，未来国内的数字经济反垄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力度，某种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

在这样的导向下，稳不是简单的增速，而是能够持续提高人民获得感，经济稳为的是人民生活稳。民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方面是相对于2018年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这就需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人民获得感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快补短板。 要经济平稳，需要处理好宏观“稳”和微观“活”的关系。首先，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对等，并不是微观活就一定会保证宏观稳。其次，宏观稳和微观活可能存在着激励不兼容。最主要的是在宏观“稳”的导向下建立与市场微观主体相一致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最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核心是加快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与改革相一致。 这里面尤其要注意货币政策性需要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重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收入增长,此时简单以货币政策来调整结构往往会导致扭曲。货币政策还是要以优化经济环境为导向。未来，我国将会逐渐从收入增长为主导模式，走向价格为主导模式，更是需要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

.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疫情冲击下各国供应链加速向本国内部收敛，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压力加大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头号“竞敌”，警惕“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美对华政策存在“三部曲”，疫情之下大对中国的遏制，企图带动西方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与中国“脱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拉动其盟国一起脱钩在下一任期内加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府重启对华贸易战的概率较大，特朗普或将以中国从美国进口水平未达到第一阶段协议中规定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u预计美国将1100亿美元的中国消费品进口关税从7.5%上调至15%，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从25%上调至30%，并对此前免税的1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这些措施将引起中方采取贸易反制措施。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管理”新概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之一：“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