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通过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历程的梳理和主要现状的剖析，明确了其定义，总结出了五个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指数从发展现状与特点、评价维度与体系、评价结果与分析、发展趋势与展望四个维度进行解析。旨在为地方政府及企业总结发展模式，寻找前进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这份《白皮书》聚焦前沿领域，建议中德应共同把握制造业未来发展脉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长期以来，中德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并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展开全面合作。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并将其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时期。

12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制造业PMI为49.4%，两年以来首次低于枯荣线，制造业景气度向下。其中从制造业PMI的分项来看，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不断下降且多数低于枯荣线，而采购量下滑，产成品库存相对保持高位，反映出制造业的滞销。非制造业PMI均在枯荣线以上，建筑业、商务活动景气度较11月改善明显，服务业亦维持较高水平。

微观来看，企业设备投资决策的核心在于三点：产能利用率、资金约束和预期。宏观来看，企业投资主要受宏观经济需求的影响，后者主要由住宅投资、存货投资、公共投资、消费与净出口等五部分构成。本报告将以宏微观两视角出发，带你了解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因素。

本文希望能够更为清晰的界定ICT制造业的范畴、剖析ICT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在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市场对我国产业链外迁风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部分投资者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和疑惑：1）边际变化上，2018年后，我国到底哪些产业出口波动较大，边际上最值得关注？2）定量定位上，结合出口优势、完整度以及产业链升级，如何定量地审视我国产业链当前所处的横纵向位置？3）成本分析上，我国绝对水平下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确被弱化，但如果站在企业家角度衡量制造业成本，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指标吗？本文回答了以上问题。

制造业作为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于2015年5月出台“中国制造2025”，大力推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创新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驱动，未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入融合，制造业生产方式、企业组织、产品模式等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同时面临着内部挑战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从企业内部看，生产成本上升、研发投入不足、生产组织方式较为传统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从外部环境看，消费者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社交化、3D打印、机器人等技术发展将颠覆旧有的制造模式，跨界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的十字路口。制造业企业必须高瞻远瞩，主动求变，积极顺应“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向，适应市场环境的具体要求，充分把握新工业时代下信息资源带来的机遇，构建以数据洞察为驱动的新价值网络。参与者、产品、生产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三个要素。在新价值网络中，它们均被赋予了“智慧的”的新内涵，并通过协同互联，形成集制造和服务为一体的全球化价值网络。本文作者针对每个角色的战略重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互联关系，甄别出企业需要具备的相关核心能力，并运用国内外案例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同时，作者还提出了新价值网络参考实施路径，帮助企业根据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和战略目标，确定发展和转型的路径。

本文总结梳理了四个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主要支撑因素，提出了发展我国制造业的借鉴和启示，形成了《中美德日韩制造业对比分析》研究报告，以期对打造我国制造业“升级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具有参考意义。

进入12月，全球制造业表现不及前值及预期，2019年全球制造业惨淡收尾，由于全球贸易前景的风险依然存在，贸易局势仍未彻底明朗，全球需求整体依旧疲软而缺乏上行动力，加之最近地缘矛盾的升温，2020年制造业全面复苏任重道远。

9月全球制造业景气度观察，贸易摩擦叠加脱欧难产，全球制造业泥潭深陷。

2016 年以来宏观经济的特征现象之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偏低。除 2018 年之外，其余年份增速均在 5%以下，今年 1-7 月只有 3%左右。那么主要原因是呢？详情可见报告。

穿越周期的工业装备企业特征为全球化、专业化、多元化、服务化、集群化；装备制造业的现状与困境：缺乏高端产品、缺乏龙头企业、缺乏先进技术；五难（复工难、复岗难、产业链配套难、资金支撑难、订单交付难）， 产品虚拟化、协作网络化、制造无人化是（装备）制造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出口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产品种类和结构来看，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没有太大显著变化，但这种观察忽略了中间品生产，远不足以反映制造业能力变化。出口产品附加值率变化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有益视角。这个指标变化涵盖了高附加值产
品出口能力变化(行业间效应)和中间品进口替代能力变化(行业内效应)。当然，出
口附加值率变化还会受到产业升级以外的力量影响，与产业升级不能画上等号。
中国在前金融危机阶段(2000-2006)、金融危机阶段(2007-2009)和后金融危机阶段(2010-2014)的出口附加值率年均增加分别为0.69、3和0.75个百分点。出口附加值
率上升几乎全部来自行业内效应。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大幅提升来自给定生产能力下的优胜劣汰。外需下降和出口
退税政策调整背景下，低附加值企业的淘汰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下降造成了危机期间出
口附加值率上升。
后危机阶段制造业升级快于前危机阶段。在讨论了其他因素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后，
后危机阶段出口附加值率更快上升的合理解释是该阶段更快的产业升级。研发与专利数量、出口产品质量等指标两个阶段变化的比较从侧面支持这个判断。

本文探讨了制造业经历的革新蜕变，以及制造业的领导者为此采取的策略，从而应对持续波动的市况、推动创意思维，同时为提高收入和利润做好准备。

对比1990年以来各地股市龙头具备的两个特点：（1）符合社会技术趋势（全球或者当地）；（2）该地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对于证券市场来说，最重要的三个决定社会趋势的因素是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由于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的组合特征不同，造就的市场机会也不同。

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关于工业制造领域包括提升生产过程智能化水平、降低能耗、物耗、水耗，推广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质量在线监测、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等内容。工业数字化、智能化一直是政策文件的重点关注领域，并且也将受益于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风口。但传统意义的工业智能与常规意义的“人工智能”并非一回事，且随着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趋近红海，线下工业大数据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升级仍然是值得关注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