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首先对证券公司退出机制作了总体性评述:在分析我国证券公司长期积聚的主要风险及其成因的同时,阐明了完善强制退出法律机制的现实必要性;在剖析现行法上相关规定的缺失之后,强调了完善强制退出法律机制应当把握的若干重点。

1987年9月，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一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发起人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保险等10家中央金融机构在深圳的分支机构。我国最初的证券公司基本上是由银行系统分化而来专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其后几年中，银行、财政、信托等金融机构和部门纷纷开办证券经营机构。

年初以来财政政策积极程度强于以往，但年初预算报告明确了财政政策全年上限，主要政策在上半年基本铺开，如果下半年没有政策上的新变化，财政政策在下半年的发力空间总体不大。下半年国内不排除出现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其中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大，如果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可能会倒逼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需求管理政策更加“有所作为”。下半年，财政政策的新工具可能包括政府债限额内未使用余额、提高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软财政工具、增加赤字额度、隐性债务置换、新的减税降费措施、特别建设债券等七个方面。

证券公司退出机制是各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提高金融制度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在实践中已有证券公司退出市场, 但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尚处于“真空”状态。面对我国证券公司发展现状与趋势，建立健全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已成为我国理论界不可回避的一项课题。

今年 A 股向上拐点已经显现，强烈看好下半年。以 18 年底上证综指 2450点点位作为参照，19 年 A 股盈利增速有望提升 10%，估值有望提升 30%，全年初步空间看到 43%左右，即 3500 点左右（不排除估值上涨超预期带来指数突破 3500 点）。市场下半年将突破一季度高点，开启中期上涨走势。

本课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我国证券公司上市与重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国内外一系列证券公司上市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对我国证券公司上市与重组进行监管的问题。最后，根据我国证券公司的具体现状，针对国内证券公司提出了对策与建议:证券公司重组目标应该定位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公司重组的资本规模扩张和业务扩大，应与风险防范能力提高并举。

2002年以后，证券市场制度安排聚变，市场开放、佣金制度改革、国际资本的进入等，原先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已不适应现在的市场格局，2002年证券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大面积亏损，全行业亏损额为37亿元。2004年随着股市市值的进一步下调，存在违规操作的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多家证券公司被接管或被撤消，证券公司面临第二次洗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向多元化、特色化发展是本次证券公司洗牌的重中之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证券巿场国际化、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证券公司金融创新活动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普逼加强了证券公司的风险监管。特别是在霸菱、橘郡事件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山一证券及香港百富勤等多家知名金融机构相继发生经营危机 ,更使各国的证券监管当局进一步认识到了证券公司风险监管的重要性。我国证券公司的整体资产质量较差﹐资产结构不合理﹐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因此﹐加强资本充足性监管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日本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现状。第二部分以野村证券自身为实例,具体阐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野村证券为发展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而实施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为适应日本国内的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而采取的对应措施。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本证券公司为防范风险而采用的评判标准及采取的措施,其中还列举了四个证券公司破产处理的具体案例。在第三部分的最后对野村证券内部的风险防范、管理体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四部分为结束语。

上半年用电量受高基数、低气温影响，增速下滑，新旧动能转化持续进行，用电量表明经济具韧性，高基数与气温同样作用于区域用电量增速，华东地区增速下滑明显，半年比例系数法波动幅度较小，预测可靠性较高，下半年用电增速形势好转，所有部门与多个区域增速好于上半年。

近期，协会对证券公司经审计经营数据及业务情况进行了统计排名。

本文以亚洲金融风暴为历史背景，以百富勤、正达和香港大福证券集团三个证券机构为主要案例,分析了香港证券公司的运作方式及其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对公司存亡的重要性，总结了破产企业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和成功企业屹立不倒的内在原因。本文同时也简单分析了内地证券市场和证券机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希望香港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对内地证券机构能够有所启示。

本轮供给冲击的广度和深度均超预期。一方面体现为资源再配置导致劳动市场短期出现供需错配，另-方面则是供应链问题持续发酵,加.上企业治理思维的转变，供给弹性总体上出现超越短期的下降。资源再配置将在中长期内改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供给弹性下降在未来数月甚至更长-段时间内继续支撑物价，限制增长。此外,供给冲击导致的成本.上升或不利于缓解疫情带来的债务负担,亦限制下半年的增长空间。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将呈现“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