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都是在结构性扭曲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扭曲虽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高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效率、环境和可持续性的代价。“改革”一直是中国宏观论坛研究报告所秉承的逻辑。报告始终认为改革理顺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不仅关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长期结构调整。 在方法论方面,宏观经济论坛研究报告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微观结构性政策。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分配财政竞争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内生性特征,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从“外生随机冲击”到“内部扩散”的机制不同。

6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和讯网、中国网、同花顺财经、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逾7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知名经济学家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逄锦聚、黄群慧、刘元春联合解析。

在这样的导向下，稳不是简单的增速，而是能够持续提高人民获得感，经济稳为的是人民生活稳。民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方面是相对于2018年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这就需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人民获得感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快补短板。 要经济平稳，需要处理好宏观“稳”和微观“活”的关系。首先，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对等，并不是微观活就一定会保证宏观稳。其次，宏观稳和微观活可能存在着激励不兼容。最主要的是在宏观“稳”的导向下建立与市场微观主体相一致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最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核心是加快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与改革相一致。 这里面尤其要注意货币政策性需要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重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收入增长,此时简单以货币政策来调整结构往往会导致扭曲。货币政策还是要以优化经济环境为导向。未来，我国将会逐渐从收入增长为主导模式，走向价格为主导模式，更是需要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

首先，与会嘉宾对疫情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及全球资本市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中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疫情内生于经济，这导致抗疫经济政策变成了内生于经济的经济政策，衰退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代价，为了应对衰退进行的宏观安排已经扭曲。此外，人民币资产正逐渐成为锚。寻锚过程中，资金大进大出形成了新的市场风险，进行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应该提高警惕。同时，避险一定要坚持内循环，不仅要做好实体经济，而且也应该做相应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认为，短期来看境外资本流入总体可控，不会导致输入型通胀和人民币过度升值。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货币政策已经实现常态化，二是食品价格因素影响过大，三是国际市场价格持续疲软会传导至国内。此外，从金融部门来看，对外金融负债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表现较为中性。

1.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人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指人缺乏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资源。人的基本需求包括：吃、穿、住、饮水、教育、医疗中国的脱贫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两不愁、三保障）+收入超过贫困线 2.确保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全面小康的底线：没有人再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 3.中国的脱贫标准到底高不高？国际极端贫困标准：1天1.9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困线相当于2.3美元，高20%；但“两不愁、三保障”的很多支出没有计算在收入中，中国的脱贫标准远高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标准，但可能达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标准（1天5.5美元）。

房地产主要包含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二级开发和房产销售三个环节，金融在这三个环节中，分别都保持了70%的杠杆率水平。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管理”新概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之一：“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我们当年研究城市化政策的时候，提出“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从“减少农民”来看，我们现在减少的是农村常住人口，但是这批已经进入城镇就业、定居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真正从农村土地上、从农村户籍身份上解脱出来。此外，农村有效资源并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提出城乡融合，就是要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把农村闲置资源利用起来，这里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掘。在土地方面，每年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两头占地的问题却更加突出，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农村建设用地却不减反增，目前农村占地约19万平方公里，城市占地约9万平方公里。随着未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还要增加，而在农村人口减少的同时，农村还会继续大量占用建设用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了，大量闲置土地资源却没有得到利用。在城乡融合大的政策框架下，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形成1-2年窗口期；国内分裂，中期选举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国内为主、由易到难；美国会优先解决更容易的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改造复活国际机构；美国会努力重塑TPP（TTIP,EPA），但困难重重；会努力破坏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如加入CPTPP；优先技术而非贸易目标中国需要善用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利用窗口期取得先机，在有的放矢对冲美国攻势中前进。

现在各国都在推动疫苗注射进程。从数据而言，全球经济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免疫，疫情再严重，也不能像第一波疫情那样给全球经济砸出“大坑”。美国疫情虽然高度发展，但经济仍在持续恢复，如最具前瞻性的ISM指数已逾60，过去两年来的最高值。客观上讲，一方面由于需求刺激的原因，且各国的封城锁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各国开始实现远程供给的灵活性，这共同使经济对疫情实现了明显免疫。这是预判经济前景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即使近期疫情又出现发展，我们也不认为疫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最多影响斜率。如果经济整体向上，就没有理由相信经济是通缩的，相反华尔街的人已开始考虑再通胀的可能性。

国际清算银行（BIS，2017）基于发行人（中央银行或非中央银行）、货币形态（数字或实物）、广泛接受性（广泛或受限）及实现技术（基于账户或基于代币）四个基本属性绘制了“货币之花”对其进行细致地分类。区分了三种形式的CBDC。基于代币的批发型CBDC：银行间市场的数字现金。主要借鉴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用分布式记账替代中央式记账，应用于银行间结算。基于代币的零售型CBDC：居民的数字现金。能够像现金一样，脱离账户与身份信息使用。基于账户的零售型CBDC：居民的央行数字账户。相当于让中央银行为每个普通用户开通一个电子账户。

中国更多是凭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培养出阿里、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若干世界级互联网公司，但本土数字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总体还不是特别成功。当然，也有个别优异的企业，像抖音/TikTok确实成功走出去，受到全世界追捧，但它成功后又受到国外政府的排挤，特别是像美国政府这样强势的打压。从国际竞争视角看，未来国内的数字经济反垄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力度，某种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