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到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投资、进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消费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截止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同比去年提高了14.2%。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9.5%。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26 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

从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来看，始于2016年9月底的本轮调控，政策效果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已经到来，从房地产金融形势来看，房地产金融风险仍是监管重点。2019年二季度以来房企融资政策进一步收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尽管仍处于高位，但增速持续放缓；随着LPR定价机制的实施和LPR缓慢下行趋势的延续，未来1-2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还会继续下降；从新增贷款价值比的估算情况来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整体风险较小。房企融资方面，二季度以来房地产企业开发贷、信托、信用债等融资渠道再次全面收紧，融资成本也呈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十多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资金不断涌入北部，海防市迅速成为焦点，它提供给企业畅通发展全球业务的基础，同时创造了可预见的机遇。基于该背景下，该报告将重点分析海防市如何加速成为国际认可的工业贸易中心和越南北部发展的驱动力。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新预算法和《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国发〔2014〕43号)的框架下，财政部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政府债券管理的“新规”。受此影响，以存量债务置换为重头戏的地方政府债券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债券“扩容”，尤其是发行债券用于存量债务置换对于地方政府减轻债务负担，优化债务结构，规范举债融资机制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稳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此，一方面，国家层面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予以支持和配合，平衡好债务风险化解与稳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银行层面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探索在地方政府债券承销与发行、国库现金管理、融资模式创新等领域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寻求合作，推动相关业务发展。

2020年9⽉，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会宣布中国将⼒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标。中国在绿⾊低碳领域投资有望持续快速增⻓，绿⾊⾦融将发挥更⼤作⽤。⾦融科技作为绿⾊⾦融体系建设的重要⽀撑，将在⽀持绿⾊⾦融更加⾼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挥关键性作⽤。

我们测算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下降2.1个百分点，从2020年末的270.1%下降至268.0%。与此同时，M2/GDP下降了0.4个百分点，从2020年末的215.2%降至214.9%。从杠杆率增速上看，宏观杠杆率继续延续2020年四季度的去杠杆态势，两个季度共下行3.2个百分点。从驱动因素上看，经济增速提高为季度去杠杆的最主要因素。一季度债务环比增速为3.5%，与2020年同期水平基本一致；但名义GDP增速达到了21.2%，其与债务增速之间的较大差值降低了杠杆率水平。从杠杆率结构上看，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去杠杆的力度最大。一季度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下降了0.1、0.9和1.1个百分点。受经营贷快速上升影响，居民杠杆率下降幅度有限。政府部门杠杆率下降主要受发债节奏的影响。我们预计2021年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仍会上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将有所下降。

二季度经济增长初露企稳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靠‘微刺激’抬起来的增长难以持续，而且房地产市场状况恶化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未来政府可能会继续推出稳增长的措施，令GDP增长速度在7.5%附近波动。经济结构已经发生积极的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外部账户再平衡已经完成，消费比重也开始上升，失业率持续下降、工资继续稳步增长。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但它既可能加速增长，也可能提高实际利率、引发资本外流并增加银行危机的风险。核心的政策建议是真正放弃保增长的思路，适当容忍短期的低增长，当前经济增长减速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只有通过改革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第一，扩大‘区间调控’的区间，让经济稳定到增长潜力的附近。放弃‘微刺激’的提法，真正宏观稳定政策的框架。‘定向调控’宜节制，可集中‘补短板’，要避免变成‘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也不宜以货币政策实施‘定向调控’。第二，适当采取措施控制房地产市场崩盘的风险，但也应预防产生新的泡沫。短期策略应是稳需求，长期要压投机。作为短期对策，可以考虑取消限购、支持刚需、加快城镇化并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配合。第三，加快推进各个领域的经济改革，提高未来的趋势增长水平。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国有企业、户口制度以及金融政策等的改革，都有可能增加要素投入特别是加速生产率增长。最后，在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资本外流以及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领域改革措施的相互配合，尤其应该关注金融机构所有权改革与监管质量的提高。

政策制定者、执法机构、监管机构和私营部门已经采取重要措施，通过针对人才、流程和技术进行大量投资来保护其所服务的公民和运行的经济。虽然不同司法管辖区所采用金融犯罪风险管理框架的成熟度各不相同，但是金融犯罪驱动因素、负面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全球同质性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力求阻止非法滥用资金并且防止此类行为对社会和金融稳定性造成后续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