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即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下新的收入确认准则，企业需要尽快做出一个关键决定，即：如何以及何时过渡至新准则。而这一决定可能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该项新准则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过渡方案。一方面，企业可以选择对其所有的合同应用该项新准则，并且在其2017至2018年财务报表中（如果企业直到强制生效日才开始采用新准则）对列报的每一个可比期间进行追溯调整；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首次采用日确认采用该项新准则的累积影响，而不对比较信息进行调整。多项可供选择的便于实务操作方法提供了更多的备选方案，可以简化重述流程或者减少需重述的合同数量。尽管这些简便方法可以减轻企业在过渡方面的负担，但同时降低了信息的可比性，从而可能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带来挑战。选择哪项过渡方案可能对收入趋势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可能影响到成本信息。为了识别最佳方案，企业还需要广泛考虑从IT实施计划到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等其他业务事项。同时，企业需要考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在过渡方面的不同规定，因为这可能导致核算结果产生重大差异。对于这一复杂决策，没有“一体适用”的方法。为了协助企业选择最佳的过渡方案，本刊物提出了一系列与众多企业相关的核心问题，以及若干企业当前即可采取的简单步骤，以便为日后决策做准备。

本文将重点介绍新收入准则中的五步法模型和该模型中涉及的新收入准则规定与现行收入准则的对比及其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一般而言，当社会结构呈现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导的纺锤型或者橄榄型时，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长期以来，中等收入阶层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也是美国梦实现的基础。1970-2000年，美国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要比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要多。但是2000年以来，美国仅有0.25%的家庭升入高收入阶层，而跌入低收入家庭则有3.25%。可见，美国收入分配正在两极化，即空洞化。这使得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导的纺锤型或者橄榄型社会结构向着不稳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沙漏型社会转变。这种转变无疑将对美国的消费、经济增长潜力和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

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惠及广大普通中国人的同时，亦在重新塑造着不同层次的财富阶层。在中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信心有几分？财富成长有什么趋势？又有什么特点？FT研究院联合人人贷WE理财，对中国中产富裕阶层进行调查研究，为您揭示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信心。

今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 或成为制约汽车消费快速反弹的主要因素，乘用车作为价值量较高的可选消费品，其受居民收入预期影响更大，收入增速放缓对中低收入群体 的汽车消费 影响更大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很重要。

东亚各国赶超之路可谓有惊无险，在中等收入阶段，日本、韩国、新加坡面临相似的困境，在成功实现赶超前均出现过人均GDP增长停滞的现象，步入高收入阶段后，实现了高收入下的稳健增长。与拉美国家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均采取了有力的政策， 阻止了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动力。三个国家的政策存在一定差异，而共同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需求推陈出新；二是提高工资收入；三是约束资产回报。从最终的效果来看，也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实现了双赢。

运行环境：外部经济从景气高点回落，国内货币条件放松但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全球经济景气度连续攀升6-7个季度后开始回调，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发酵货币条件放松，M1、M2、社融增速持续走低，表外业务收缩导致信用风险溢价上升和信用扩张放缓，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财政支出同比增速下降运行特点：骤然陡峭的供给曲线，需求放缓仍能支撑高价格需求端下行：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周期性行业销售增速仍处于下行通道；基建大幅下滑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口增速高位回落供给端景气程度尚好：工业品价格仍处在较高水平，对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形成保障近年来中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带来了供给曲线的骤然陡峭，即便需求放缓仍能支撑较高的价格水平展望与风险：矛盾集中在金融领域和中美贸易争端支撑本轮全球经济反弹的两股力量都在逆转，全球经济进入景气周期下半场。受周期因素和额外的信用紧缩政策影响，需求端持续放缓本轮短周期下行中，需求端放缓有限，经济下行压力温和，经济景气程度不会太差除了P2P和部分民营企业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部分国企和地方平台违约压力大，金融市场稳定面临挑战中美周期不同步和货币政策分叉，周期性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在所难免中美尚未就301相关产业政策谈判做好准备，进一步的贸易纠纷成为大概率事件应对措施：不立新，则难以破旧货币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积极调整，宜保持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保持对人民币汇率波幅的足够容忍度，发挥汇率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金融市场补短板，促进以REITs为代表的权益类融资工具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培育，个人养老金账户发展…因城施策应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挑战，区分被淘汰的城市，发展尚好但前期过度负债的城市…不因为贸易纠纷增加进口加权税率，积极营造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

如今的媒体公司必须确定它们如何克服上述挑战，从而实现增加收入的目标。我们的调查表明媒体和娱乐公司正在解决这些难题，并且制定了一个发展成功路线图，指出将集中关注于以下三大关键策略：增强消费者体验－媒体公司需要“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寻找创新方式，增强消费者体验，与消费者建立紧密的联系。推动新的分销平台－媒体公司可以利用相互联系的平台，采用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并与其建立持久关系，同时还可以优化不同销售渠道的价值。扩大收入模式－新营销、消费者支付和打包收入模式必须足够灵活，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订制，为消费者提供相关性、选择性、整合性与打包选项。通过提供一种沉浸式的消费者体验来应对增加收入的挑战，媒体公司需要一系列的重要功能来构建分析能力与洞察力，开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实现多平台的交付方式。

本文在开篇对本次调研的基本情况及中等收入人群画像做了简单介绍，接下来剖析了中等收入人群兴起的背景及人群特质，后对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投资理财、融资借贷及理财规划三部分重点金融需求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对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壮大会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房价收入比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房价是否处于居民收入能够支撑的合理水平，直接反映出房价水平与广大居民自住需求相匹配的程度。本报告是为了更好地观察 2019 年与预测 2020 年的房价合理程度。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扩大迹象。考虑到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导致国内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回落，引起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并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后续仍需改善收入差距现状以释放消费活力、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进而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稳步推进。

相较美国而言，国内居民部门杠杆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债务-现金比率远高于美国，持有大量“现金”成为家庭资产配置选项。资产分布不均与负债相对集中，导致国内家庭部门净资产的分化现象强于总资产分化，部分低收入家庭已经存在资不抵债现象。中国家庭资产构成主要以实物资产为主，其中住房资产占据主体。越高收入的家庭，金融资产比重越大，但资产种类非常有限。中国家庭的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构成主要以房贷为主。家庭负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及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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