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7%， 相较全国，杭州更年轻。

截至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人口2.62人,较2010年减少0.48人;老年人口抚养比高达1了.8%，持续提升。同家庭户规模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差距逐渐扩大，未来的家庭养老负担将会进一步加重。在以往的人口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实施以来,中国家庭结构逐步出现了小型化特征，“4+2+1”(即指一对夫妇既要抚养自己的一个孩子，还要共同照顾四个老年人的模式)的家庭结构变化趋势带给了子女巨大的赡养压力，家庭养老功能在社会经济高速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弱化。

中国老龄化进程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老龄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快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1亿人，相较2010年增长60.3%，且规模增速远远超过总人口数变化。从占比看，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6.96%，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北京市交通行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奋力推进首都交通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三大理念，贯彻“优化供给、调控需求、强化治理”总基调，切实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北京市交通事业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年交通运行平稳有序，应急服务与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较好地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本文通过探究城镇居民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知和参与情况、养老金融基础知识与风险认知、养老金融行为与偏好等，试图描绘出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情况和市场现状。该项目主要从需求元的角度，找出当前养老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探寻提高居民养老保障广度和深度的可行为法，为今后我国养老金融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和科学建议。这对于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提高现在和未来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升国民老年生活的幸福度，以及推选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报告以“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北京样本’”为主题，突出北京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使命，分为开放实力、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宜商宜居和国际大都市六大部分，较为全面的展现北京市综合实力和外资发展的水平、质量，以及北京在推动“四个中心”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构建高精尖产业、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机遇。北京市将坚持开放、绿色、可持续目标，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希望海内外投资者与北京一起携手同行，共创双赢！

《养老金融评论》2018年第10期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7年底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亿人，占总人口的11.4%。未来65岁以上人口比例还将持续上升，到2050年以后预计达到30%以上的高峰，进入超老龄社会，并将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在中国，依靠家庭养老并不现实。中国的生育率自1980年代就迅速下降，到1994 年，已达到OECD以及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均处于1.6和 1.7的低水平，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未来依靠家庭、养儿防老并不现实。 另一方面，国家养老替代率逐步降低。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02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12亿人，合计9.14亿人，占全国16周岁以上总人口的80%。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面覆盖，但退休收入水平却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据人社部统计，2016年企业退依人员月人均养老金2300多元。根据OECD 统计的中国退休收入替代率，秀性平均76%，女性平均65.1%,女性退休收入替代率已经低于70%的推荐标准。而且收入越高的人员，替代率越低。未来替代率仍会逐步下降，仅仅依靠国家提供基本养老保险，难以充分保证退休生活水平不降低。 首先,尽早开始积累退休金。如某职工30岁就开始每年投资6000元用于退休后使用，年均收益率6%，60 岁退休时这笔资金可积累至50.3万，其中投资收益32.2万，占比64%。如果40岁开始这么做的话，退休时积累资金23.4万,投资收益占48.7%。如果50岁才开始，退休时积累资金只有8.38万，投资收益仅占28.4%。 【更多详情，请下载：《养老金融评论》2018年第10期】

《养老金融评论》2019年第2期 众所周知，在国内，关于补充养老计划，有着五花八门的称谓，比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私人养老金等。这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比方，我国将私人部门的补充养老保险称为“企业年金”;而将公共部门的补充养老保险称为“职业年金”。然而，在欧洲国家，大多将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均称为“职业年金”，很显然，这与我国的称呼是不一致的。 在美国，它将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统称为“私人养老金”，然而，它有时又将公共部门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称为“公共部门养老金”，或者直接简称为“公共养老金”( public pension)。这种称呼方法又与OECD的习惯称呼相矛盾。 在OECD一年一度的养老金报告中，它对养老金的分类及称呼应该更有代表性，也更能让人接受。它在讨论第一、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时候，总是习惯将第一支柱称作“公共养老金”(public pension)，而将第二、三支柱合称为“私人养老金”( private pension)。 那么，如果接受OECD的分类与称谓，我们又该如何区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的称呼呢?我认为，区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最根本标志，应该看雇主是否参与缴费：如果雇主参与缴费的，则应划入第二支柱;雇主不参与缴费的，则应划入第三支柱。 【更多详情，请下载：《养老金融评论》2019年第2期】

《养老金融评论》2016年第8期 养老金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养老金体系可持续发展，还关系社会稳定和谐。近年来欧洲养老金体系发展滞后于人口和经济变化，导致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受到挑战。特别是希腊，由于养老金制度不合理，不但国民养老陷入困境，还加剧了主权债务危机。 养老金资产管理则对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影响深远。从国际经验来看，2015年底美国市场化运营的养老金规模达到24万亿美元，养老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也间接推动了新兴产业涌现和产业创新升级。 此外，养老金金融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国民消费动力始终不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养老保障体制不完善，导致国民将大量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与此相反，美国充裕的养老金资产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储蓄意愿，所以国民可以将大量收入用于消费。因此，养老金金融发展将拉动国民消费，有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养老服务金融旨在满足老年人各方面的金融消费需求，除了传统的储蓄、保险等业务外，还包括反向按揭养老、遗嘱信托等新业态，能够提升服务针对性，增加老年人的福利和效用。此外，国民养老需求的最终目的是合理安排其老年生活，客观上需要机构能够链接老年人的金融与实体消费，这就要求金融机构随之转型，从而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 【更多详情，请下载：《养老金融评论》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