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爆发期间，各国政府一直要求银行协助政府和监管部内维持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转。因应疫情危机，审慎的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迅速有力”的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并鼓励银行充分利用监管框架提供的灵活性，继续向零售和企业客户放贷。在一系列措施中，监管机构降低了资本缓冲要求，银行可以暂时以低于第二支柱指引列明的资本要求经营业务，并发布了有关如何利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的灵活性来确认信用风险增加的新指引。

普华永道日前发布了《夯实基础，厚积薄发：巴塞尔协议Ⅲ改革的影响分析及应对建议》专题报告，建议中国商业银行应以此为契机，立即着手开始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尽早开展定量测算（QIS）和影响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业务模式、管理机制及发展战略进行及时调整。

本文针对业界面临的一些普遍问题，从信用风险新标准法、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资产证券化、市场风险FRTB、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资本计量框架的影响等五个方面进行讨论并给出方向性建议，供监管机构和银行同业参考。

本体系由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制度保证、风险控制手段及风险信息传递等四部分组成,涵盖证券公司资金管理、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和受托投资业务,针对各业务风险关节点,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和政策建议。

澳洲、中国和香港的监管机构已迅速与银行业落实有关的新监管要求，但区内不少监管机构仍采取观望态度，所以当地银行未能确切掌握它们的取态。对于中国内地大型银行的影响，它们在流动资金所面对的挑战同样多于在资本方面的挑战，此外，它们需要在流动性管理和系统上作出重大改动。截止目前为止，中国仍主要将落实《巴塞尔协议》的焦点放在信贷、市场和操作风险上，所以在流动资金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可能要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因为它们需要处理本国和东道国监管机构不同的要求及重点事项。部分人士忧虑，在全球经济不明朗的时期推出《巴塞尔协议IIII》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对金融活动和经济增长造成不稳。

国内外银行业资本监管要求不断趋严。国际上，一方面随着巴塞尔协议三的出台，商业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在不断提高，根据巴Ⅲ的要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上调至6%、杠杆率不低于3%、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IBs )提出附加1%-3.5%的资本要求。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金融监管强化的趋势有所放缓，巴塞尔协议IⅢI实施时点从2022年1月1日延后1年，这有助于缓释银行资本金补充压力并提高应对疫情冲击的弹性。二是国际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金融科技、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的监管不断强化，垄断成为数字监管核心议题。

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通常大部分由债务融资提供，其中包括商业贷款、临时贷款、债券和其他债务工具（用于从资本市场借款）以及次级贷款。这些贷款可来源于传统银行、养老基金、基础设施基金、出口信贷机构以及项目债券――政府私有化带来的巨额资金。由于《巴塞尔协议4》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的规定，项目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但银行融资仍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基础设施基金和养老基金很可能用于项目的直接融资，因为这两种基金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而且维持着良好的资产负债匹配。这是一种有效运作的过渡方案，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全球基础建设的需求。遵守《巴塞尔协议4》的要求将导致贷款利差增加，并阻碍短期负债占多数的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贷款。一般情况下，银行给予企业的贷款期限为5至8年，但对于项目融资交易而言，贷款期限可长达15至20年。虽然银行仍是项目融资贷款的重要来源，但企业将可以从基础设施基金、出口信贷机构和项目委员会获取流动资金。由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欧洲投资银行（EIB）等机构推出的承保政治风险的工具可以用来延长项目融资贷款/债券期限。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问题似乎不在于基础建设缺乏充足资金，而是由于不合理的风险分配，项目往往无法圆满完成。风险缓释大致包括四个主要层面：正确拆分基础设施；考虑法规与公共政策因素；在项目层面进行适当融资；缓释科技风险（将在下期洞察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