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都是在结构性扭曲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扭曲虽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高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效率、环境和可持续性的代价。“改革”一直是中国宏观论坛研究报告所秉承的逻辑。报告始终认为改革理顺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不仅关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长期结构调整。 在方法论方面,宏观经济论坛研究报告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微观结构性政策。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分配财政竞争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内生性特征,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从“外生随机冲击”到“内部扩散”的机制不同。

2020年中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宏观经济从新冠疫情暴发和防控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回落中成功实现V型反转。然而当前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复苏仍在路上，经济尚未驶入正常轨道：服务业生产尚在恢复之中；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不足，对房地产投资依赖度高；消费复苏缓慢；各类物价指数持续低迷，通货紧缩风险犹存；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并不高。这表明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在近期应该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保持政策定力，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从长期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导致资源误配置的各种市场扭曲。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清除市场扭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6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提供了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动力变化的重要窗口，6月份的主要数据普遍好于5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从实体经济来看，2季度GDP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5.5%；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2.7%，两年平均增长率5.3%。经济增速总体上与历史趋势相比有一点差距，但已经相当不错。上半年物价水平同比增长0.5%，6月份同比增长1.1%，比5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与5月份持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来看，从消费来看，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速为4.4%；6月份同比增长12.1%，环比0.70%。从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6月份环比增长0.35%。从进出口来看，以人民币计价，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22.0%、20.2%和24.2%，环比增长率分别为5.0%、5.6%和4.2%；1-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27.1%、28.1%和25.9%。以美元计价，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34.2%、32.2%和36.7%，环比增长率分别为6.0%、6.7%和5.3%；1-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37.4%、38.6%和36.0%。上半年贸易顺差16335.9亿元人民币，或2515.2亿美元。

2021年4月，随着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生产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宏观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工业生产保持较高增速，九成以上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2021年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9.9%，比2019年同期增长8.0%。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延续恢复态势，线上消费等新兴消费势头良好。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以及房企本年到位资金增速等指标来看，房地产行业持续恢复，基本保持健康增长态势。

从国内动力来看，当前的疫后经济复苏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同时投资带动卡车等销售，稳定了汽车需求。但是，消费延续了2019年以来相对疲弱的态势。消费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投资的乘数效应未能发挥。疫情一季度对于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二季度复工复产之后，保市场主体政策维护了各类企业的现金流，修复资产负债表，推动了供给侧的恢复。此后，经济运行主线回归2019年的运行趋势，即制造业投资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下，乘数效应不足，当前经济复苏路径对就业的支撑力度较弱，失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就影响了居民收入，致使消费更加不足，经济更加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支撑。这种支撑没有乘数放大难以波及各下游终端产业，导致价格出现下滑，进一步拖累制造业投资。当前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经济循环还不顺畅，存在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目前的经济复苏路径对潜在产出存在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要打破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潜在增长的二分法。诚然，不是每次经济波动都会影响潜在产出。但是，我国由于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对不同行业冲击显著差异和保市场主体产生的供需错配，当前疫情复苏路径会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在目前的路径下，行业内头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两级分化明显，地区经济差距加大，数字要素未能与传统要素相结合，存在寻租倾向等。

从国内动力来看，当前的疫后经济复苏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同时投资带动卡车等销售，稳定了汽车需求。但是，消费延续了2019年以来相对疲弱的态势。消费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投资的乘数效应未能发挥。疫情一季度对于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二季度复工复产之后，保市场主体政策维护了各类企业的现金流，修复资产负债表，推动了供给侧的恢复。此后，经济运行主线回归2019年的运行趋势，即制造业投资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下，乘数效应不足，当前经济复苏路径对就业的支撑力度较弱，失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就影响了居民收入，致使消费更加不足，经济更加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支撑。这种支撑没有乘数放大难以波及各下游终端产业，导致价格出现下滑，进一步拖累制造业投资。当前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经济循环还不顺畅，存在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目前的经济复苏路径对潜在产出存在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要打破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潜在增长的二分法。诚然，不是每次经济波动都会影响潜在产出。但是，我国由于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对不同行业冲击显著差异和保市场主体产生的供需错配，当前疫情复苏路径会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在目前的路径下，行业内头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两级分化明显，地区经济差距加大，数字要素未能与传统要素相结合，存在寻租倾向等。

6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8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和讯网、中国网、同花顺财经、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逾7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进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知名经济学家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逄锦聚、黄群慧、刘元春联合解析。

首先，与会嘉宾对疫情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及全球资本市场变化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中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疫情内生于经济，这导致抗疫经济政策变成了内生于经济的经济政策，衰退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代价，为了应对衰退进行的宏观安排已经扭曲。此外，人民币资产正逐渐成为锚。寻锚过程中，资金大进大出形成了新的市场风险，进行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应该提高警惕。同时，避险一定要坚持内循环，不仅要做好实体经济，而且也应该做相应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认为，短期来看境外资本流入总体可控，不会导致输入型通胀和人民币过度升值。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货币政策已经实现常态化，二是食品价格因素影响过大，三是国际市场价格持续疲软会传导至国内。此外，从金融部门来看，对外金融负债基本稳定，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表现较为中性。

尽管中国经济持续修复，但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内外多重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对逆全球化的影响短期内仍然不会消除，大国博弈下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需担忧，“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存在。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修复仍然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首先，国内经济复苏并不平衡，存在结构分化，这将影响中国经济修复的可持续性和质量。其次，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政策导致非金融部门债务增长加快，宏观杠杆率上扬，债务“灰犀牛”对宏观政策的制约持续存在，需要警惕债务风险超预期释放引发系统性风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信用风险呈现先抑后扬走势，一些体制性、周期性、行为性信用事件强烈冲击资本市场。2021年随着政策调整以及债务到期压力加大，信用风险释放或将有所加速，尤其需要警惕国企信用风险频发导致信用体系重构加剧市场波动。再次，2020年以来，政府部门逐渐成为加杠杆的主体，显性债务继续增加，且在2020年宽信用环境下融资平台融资保持较快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也有所加大。2021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或将在部分高风险区域有所暴露，在适当推动债务市场化处置的同时，仍需防范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此外，随着宏观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货币政策大概率保持稳健基调，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可能会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风险的加速释放。

现在各国都在推动疫苗注射进程。从数据而言，全球经济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免疫，疫情再严重，也不能像第一波疫情那样给全球经济砸出“大坑”。美国疫情虽然高度发展，但经济仍在持续恢复，如最具前瞻性的ISM指数已逾60，过去两年来的最高值。客观上讲，一方面由于需求刺激的原因，且各国的封城锁国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各国开始实现远程供给的灵活性，这共同使经济对疫情实现了明显免疫。这是预判经济前景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即使近期疫情又出现发展，我们也不认为疫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最多影响斜率。如果经济整体向上，就没有理由相信经济是通缩的，相反华尔街的人已开始考虑再通胀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导向下，稳不是简单的增速，而是能够持续提高人民获得感，经济稳为的是人民生活稳。民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方面是相对于2018年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这就需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人民获得感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快补短板。 要经济平稳，需要处理好宏观“稳”和微观“活”的关系。首先，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对等，并不是微观活就一定会保证宏观稳。其次，宏观稳和微观活可能存在着激励不兼容。最主要的是在宏观“稳”的导向下建立与市场微观主体相一致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最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核心是加快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与改革相一致。 这里面尤其要注意货币政策性需要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重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收入增长,此时简单以货币政策来调整结构往往会导致扭曲。货币政策还是要以优化经济环境为导向。未来，我国将会逐渐从收入增长为主导模式，走向价格为主导模式，更是需要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

2020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上下进行了快速、有效地疫情防控，新冠疫苗的研制和大范围接种使得疫情受控前景逐步明朗。与此同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加以国家一系列刺激政策支持，中国经济实现Ⅳ字型反弹。2021年2月，M2同比增长达到10.1%，为经济复苏提供强劲支撑，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总额同比增长35.0%;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7%，环比上涨0.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5.1%;进出口总额达到8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41.2%。 然而，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在局部市场上出现了泡沫激化和投机炒作，反映出“政策尴尬”。2021年2月，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工业生产成本上升;房地产市场仍然“高烧不退”，一线城市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3.1%;而实体经济复苏却相对有限，PPI与CPI剪刀差缩小，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制造业PMI达到48.1%，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荣枯线以下。经济“脱实向虚”压力增大，不利于中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增长。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迟滞，啃下改革的“硬骨头”、强化深层次改革才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形成1-2年窗口期；国内分裂，中期选举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国内为主、由易到难；美国会优先解决更容易的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改造复活国际机构；美国会努力重塑TPP（TTIP,EPA），但困难重重；会努力破坏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如加入CPTPP；优先技术而非贸易目标中国需要善用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利用窗口期取得先机，在有的放矢对冲美国攻势中前进。

中国更多是凭借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培养出阿里、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若干世界级互联网公司，但本土数字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总体还不是特别成功。当然，也有个别优异的企业，像抖音/TikTok确实成功走出去，受到全世界追捧，但它成功后又受到国外政府的排挤，特别是像美国政府这样强势的打压。从国际竞争视角看，未来国内的数字经济反垄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力度，某种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