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国际收支延续基本平衡，体现了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结果，跨境资本流动总体稳定，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378亿美元，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和适应性。在此情况下，我国储备资产保持基本稳定，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1079亿美元。201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较2018年末分别增长4.2%和6.3%，对外净资产2.1万亿美元。

我国将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外汇管理部门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完善汇市“+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服济发展，维护国收支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是基金组织统计部和基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简称委员会）协同全世界编制人员和其他有关各方数年努力工作的结晶。本《手册》对1993年公布的《手册》第五版进行了更新，旨在为基金组织成员国编制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提供指导。

2020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765亿美元，与GDP之比为1.2%，继续处于合理区间，在疫情背景下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韧性。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加，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收窄。跨境资本流动总体稳定。其中，直接投资和债券投资是主要顺差来源，合计顺差394亿美元，境外投资者继续投资中国市场和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和趋势没有改变；跨境股票双向投资活跃，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3月我国跨境股票投资在合理范围内短期波动，二季度迅速企稳并呈现顺差。上半年，在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格局下，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2020年6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2.2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3.6%。

尽管双顺差在2013年与2017年曾经两度重现，但在2012、2014、2015、2016年，中国均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并存的格局。本篇报告试图从中国国际收支演变的视角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迁，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在发展中互动特征与阶段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

这篇报告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怎样的汇率水平是最优的？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央行外汇操作如何决定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如何影响汇率预期？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外储会增加还是减少？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行多最终目标制，国际收支是最终目标之一，汇率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最终目标比中介目标更为重要，汇率事实上是服务于国际收支目标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保七保八的底线，关键是不要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资本流出与汇率贬值容易形成负反馈，对此央行往往多措并举，如征收外汇风险准备金、在香港离岸市场发行央票、打击高报进口等。因此，人民币汇率短期可能波动加大，但中长期仍为升值趋势，人民币汇率与股债的关系，关键看资本是否流出。

2020年海关货物贸易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是历史第二高值，而央行外汇占款却较2019年减少1009亿元人民币。2013年之前，经常账户顺差曾是外汇占款提升的主要来源，而外汇占款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因此市场关心后续外汇占款变动是否会对流动性和信用扩张有实质性影响。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我们认为外汇占款波动不会对货币政策取向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季度，经常项目继续录得顺差，剔除新分配的SDR额度后，资本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环比扩大，线上资本项目(不含净误差与遗漏)由上季度顺差转为逆差，表明国际收支自主平衡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止跌回升。其中，货物贸易顺差扩大、初次收入逆差收窄是主要原因;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反映了同期跨境旅行边际改善、旅行支出增加的影响。

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而非储备性质金融项目逆差。经常香奴的顺差得益于抢出口下的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同时服务贸易与投资收入逆差的减少。

我们认为对今年国际收支的考察要充分认识到疫情的影响，疫情导致了贸易收支的顺差、服务贸易的逆差，也对直接投资和投资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合看来，尽管直接投资和外汇收入有所影响，但由于我国防疫措施得当，疫情对国际收支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但是，随着疫情的缓解，短期正面影响可能减弱。

近期外部环境变化，人民币汇率短线出现大幅波动;而另一方面， 17-18年,我国国际收支连续2年实现小幅净流入，为人民币汇率中枢企稳奠定了坚实基础。外部环境变化背景下，19年国际收支是否会逆转为大额流出?进而进一步导致人民币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