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共同富裕系列报告的第五篇，主要探讨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认为，财政税收制度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抓手，是降低贫富差距的有力手段。中国税收政策的一大改革目标在于调节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

本文中，我们将分析中国现有收入分配现状，借鉴和类比中外经验和制度制约，结合中国的现状及国际形势，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人口转型背景下，激发消费增长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省代模式加大拓店方度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高终端运营效率且为加盟商提供含融支持，挟持更多创业者，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未来或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解决一系列的不平衡问题，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释放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意。❑我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转型，呈现以下六大特点：（1）人口总量增速下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少子化问题突出；（2）老龄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程加快，未富先老；（3）劳动力绝对规模下降，Z世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接近15%；（4）家庭结构小型化，一人户快速增多，不婚化现象突出；（5）人口素质提升，人才资本优势有望显现；（6）流动人口规模加大，城镇化仍有空间，大国大城或为政策新思路。

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即通过要素改革，破除机制障碍，在发展中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从美日德三国经验来看，我国在教育、住房、户籍等领域的改革，有望再次释放人口红利，缩小收入差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强实体、稳房市、稳杠杆，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土地要素改革仍然步履艰难，近年来聚焦盘活农村用地，服务乡村振兴，但棘手的土地财政仍需破局.

没有核心资产的时代，只有时代的核心资产;共同富裕集各种时代特征于一身。 美国历史上两个贫富差距缩小的阶段——30年代罗斯福新政、60年代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先做增量，再谈分配。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做相关说明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分别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健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普及教育公平，充实日本人才储备。“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国民收入增长不再与GDP增长脱节，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极大改善，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

2010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同时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拐点。在这个拐点双至的年份，曾经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供应开始收缩。同时，四十年“改革开放”硕果累累，将经济的增速推向顶峰，使中国庞大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收入不平衡状况的缓解也由此发端。自此以后，中国的城镇化、人口结构、不平衡以及股市的长期趋势都开始逆转。如今，随着“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的纲领性主题，人们必须思考在这一新的宏观环境下如何调整布局，以获得最佳的投资回报。

全球贫富差距现状为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小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中欧洲的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其中北欧五国（冰岛、芬兰、挪威、丹麦、瑞典），以及中欧的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德国、法国、日本在0.31-0.33之间，而美国已超过0.4。北欧五国为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北欧五国的税收有三个特征：冰岛和瑞典对个人所得税会征收最低边际税率，并且在30%以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普遍较高，芬兰和丹麦、瑞典已经在50%以上；增值税标准税率均处于24-25%之间，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北欧福利模式形成的背景与历史、地理位置、宗教、政治因素有关。在高税收的支持下，北欧国家为人民提供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包含高等教育），失业救济金等保障。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也和劳动市场政策挂钩，工会密度和工会谈判覆盖面很高。北欧五国的工会密度均在50%以上，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只有16.3%和9.9%。北欧五国的拥有与企业雇主进行谈判权利的雇员比例超过了60%，除了挪威以外都在80%以上，而德国和美国只有54%和11.6%。

中国家庭在房地产上的资产配置是美国和日本的逾两倍多﹐中国房地产总值占GDP的比例亦间样居高不下；在房地产需求远不及共识预想中的规模﹑房地产价格涨势逐渐触顶之际，过高的房地产配置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不符合“共冏富裕”的目标﹐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维持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