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宏观经济从新冠疫情暴发和防控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回落中成功实现V型反转。然而当前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复苏仍在路上，经济尚未驶入正常轨道：服务业生产尚在恢复之中；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不足，对房地产投资依赖度高；消费复苏缓慢；各类物价指数持续低迷，通货紧缩风险犹存；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并不高。这表明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在近期应该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保持政策定力，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从长期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导致资源误配置的各种市场扭曲。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清除市场扭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这轮改革是在新常态下进行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新改革相比于以往的改革需要有新特点。第一,这轮改革需要避免通过GDP竞赛类的排名来进行激励。在新常态下,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由于质量是多维度的,单一维度的数量竞赛就不再合适,这只会导致地方关注某些数量目标,忽视其他目标。第二,这轮改革需要将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在GDP竞赛等数量经济竞争环境下﹐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动力,需要地方政府发起改革。但是,对于现有的质量导向的多目标改革,需要中央统一协调。第三,新一轮改革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的执行力考核。对待新改革由于不用简单的GDP竞赛,就需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重点考虑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如何自我创新,更好地执行改革,确保主体责任。第四,加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担牵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日常协调功能,工.作需要常态化。 在短期内,为了给新改革提供时间和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由于当前阻碍宏观经济传导的核心在于高杠杆,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有序去杠杆来降低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竞争式监管放大监管要求,需要更多的协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从国内动力来看，当前的疫后经济复苏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同时投资带动卡车等销售，稳定了汽车需求。但是，消费延续了2019年以来相对疲弱的态势。消费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投资的乘数效应未能发挥。疫情一季度对于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二季度复工复产之后，保市场主体政策维护了各类企业的现金流，修复资产负债表，推动了供给侧的恢复。此后，经济运行主线回归2019年的运行趋势，即制造业投资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下，乘数效应不足，当前经济复苏路径对就业的支撑力度较弱，失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就影响了居民收入，致使消费更加不足，经济更加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支撑。这种支撑没有乘数放大难以波及各下游终端产业，导致价格出现下滑，进一步拖累制造业投资。当前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经济循环还不顺畅，存在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目前的经济复苏路径对潜在产出存在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要打破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潜在增长的二分法。诚然，不是每次经济波动都会影响潜在产出。但是，我国由于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对不同行业冲击显著差异和保市场主体产生的供需错配，当前疫情复苏路径会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在目前的路径下，行业内头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两级分化明显，地区经济差距加大，数字要素未能与传统要素相结合，存在寻租倾向等。

从国内动力来看，当前的疫后经济复苏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同时投资带动卡车等销售，稳定了汽车需求。但是，消费延续了2019年以来相对疲弱的态势。消费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投资的乘数效应未能发挥。疫情一季度对于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二季度复工复产之后，保市场主体政策维护了各类企业的现金流，修复资产负债表，推动了供给侧的恢复。此后，经济运行主线回归2019年的运行趋势，即制造业投资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下，乘数效应不足，当前经济复苏路径对就业的支撑力度较弱，失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就影响了居民收入，致使消费更加不足，经济更加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支撑。这种支撑没有乘数放大难以波及各下游终端产业，导致价格出现下滑，进一步拖累制造业投资。当前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经济循环还不顺畅，存在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目前的经济复苏路径对潜在产出存在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要打破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潜在增长的二分法。诚然，不是每次经济波动都会影响潜在产出。但是，我国由于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对不同行业冲击显著差异和保市场主体产生的供需错配，当前疫情复苏路径会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在目前的路径下，行业内头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两级分化明显，地区经济差距加大，数字要素未能与传统要素相结合，存在寻租倾向等。

尽管中国经济持续修复，但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内外多重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对逆全球化的影响短期内仍然不会消除，大国博弈下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需担忧，“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存在。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修复仍然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首先，国内经济复苏并不平衡，存在结构分化，这将影响中国经济修复的可持续性和质量。其次，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政策导致非金融部门债务增长加快，宏观杠杆率上扬，债务“灰犀牛”对宏观政策的制约持续存在，需要警惕债务风险超预期释放引发系统性风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信用风险呈现先抑后扬走势，一些体制性、周期性、行为性信用事件强烈冲击资本市场。2021年随着政策调整以及债务到期压力加大，信用风险释放或将有所加速，尤其需要警惕国企信用风险频发导致信用体系重构加剧市场波动。再次，2020年以来，政府部门逐渐成为加杠杆的主体，显性债务继续增加，且在2020年宽信用环境下融资平台融资保持较快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也有所加大。2021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或将在部分高风险区域有所暴露，在适当推动债务市场化处置的同时，仍需防范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此外，随着宏观政策逐步转向常态化，货币政策大概率保持稳健基调，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可能会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风险的加速释放。

2020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虽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上下进行了快速、有效地疫情防控，新冠疫苗的研制和大范围接种使得疫情受控前景逐步明朗。与此同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加以国家一系列刺激政策支持，中国经济实现Ⅳ字型反弹。2021年2月，M2同比增长达到10.1%，为经济复苏提供强劲支撑，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总额同比增长35.0%;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7%，环比上涨0.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5.1%;进出口总额达到8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41.2%。 然而，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在局部市场上出现了泡沫激化和投机炒作，反映出“政策尴尬”。2021年2月，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工业生产成本上升;房地产市场仍然“高烧不退”，一线城市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3.1%;而实体经济复苏却相对有限，PPI与CPI剪刀差缩小，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制造业PMI达到48.1%，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荣枯线以下。经济“脱实向虚”压力增大，不利于中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增长。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迟滞，啃下改革的“硬骨头”、强化深层次改革才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在这样的导向下，稳不是简单的增速，而是能够持续提高人民获得感，经济稳为的是人民生活稳。民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个方面是相对于2018年国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这就需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人民获得感不足的地方就是需要加快补短板。 要经济平稳，需要处理好宏观“稳”和微观“活”的关系。首先，这二者并不是简单对等，并不是微观活就一定会保证宏观稳。其次，宏观稳和微观活可能存在着激励不兼容。最主要的是在宏观“稳”的导向下建立与市场微观主体相一致的协调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最后，宏观经济稳定是保证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核心是加快结构性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与改革相一致。 这里面尤其要注意货币政策性需要在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重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收入增长,此时简单以货币政策来调整结构往往会导致扭曲。货币政策还是要以优化经济环境为导向。未来，我国将会逐渐从收入增长为主导模式，走向价格为主导模式，更是需要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

(1)收入差距扩大。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超过警戒线水平0.4以后，便从未降至其以下。2009年达到21世纪以来的最高点，超过0.49，此后得到了一定的缓解，2015年下降到0.462，但2018年又重新回到了0.468。托马斯·皮凯蒂通过系统评估了中国1978-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发现收入最高的10%人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间，收入占比提高了14%，达到41%，而收入最小的50%人口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了12%，达到15%。

2013年将延续2012年第4季度复苏的势头，随着换届效应的持续发酵、房地产困局的破解、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金融困局的缓和以及中期力量的释放，中国宏观经济将超越“新常态”，步入“次高速增长期”。2013年不仅是中国宏观经济完成由“复苏”向“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迈向“新结构”、超越“新常态”的关键年，更是新政府全面确立和落实新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年。因此，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是在复杂中充满朝气的一年。利用模型进行预测，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8.0%，比2011年回落1.3个百分点，2013年中国经济将重返9时代，增速达到9.3%，CPI出现反弹，达到4.1%。在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认为，未来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强化中期定位的基础上保持相对宽松与积极的导向，应当在正确认识中国新时期的各种结构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变化的基础上，超越“新常态”悲观主义的定位，应当在收入分配、房地产等关键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性改革，清楚“改革疲劳症”。

2019年在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力量有所加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告别了2016-2018年“稳中趋缓”的平台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在五大短期周期因素同步回落、三大传统红利加速递减以及两大临时突发事件三重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了全面显现，在以“六稳”为核心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冲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守住底线、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的结构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导致2019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棽棸棻椆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暟弱企稳暠暎从需求侧来看棳对上半年宏观经济边际贡献最大的是净出口棳棻棴椀月份贸易顺差持续上升暎净出口从棽棸棻椄年对斍斈斝负向拉动棸棶椂个百分点棳到棽棸棻椆年一季度正向拉动棻棶棿椂个百分点棳对斍斈斝影响变动了棽个百分点暎同时棳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对冲了制造业投资下行棳稳定了投资暎从供给侧来看棳最为显著的改变是金融业增加值提速棳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暎这些变化既有意料之外的外贸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变化棳更有情理之中的金融业增速和基建回暖暎上半年面对不利的贸易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棳我国有效稳定了出口和外资棳进出口数据亮眼暎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暟小阳春暠在调控不变的情况下显得特立独行暎上述超预期变化之外棳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发力和改革提速带来的意料之中暎松紧有度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形势暎一方面棳股市走强带动券商棳另一方面棳补充资本金后棳银行表内信贷扩张加之稳定的利差棳提升了银行业盈利水平暎同时棳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下棳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力棳稳定了基建投资暎有更多是政策因素支撑棳暟弱企稳暠背后的国内市场基础还不牢固。

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2018牛，甲国绘济刀世稳中水进，..L业.企业利润保苻牧伏增长，穷列刀巾场平稳，价格基本稳定，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带动制造业投资继续回升，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有所缓和;另一方面稳中有变，正如课题组2017-2018年度报告所预测，受家庭债务累积、收入差距扩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消费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也拖累了整体投资。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僵尸企业，特别是国有僵尸企业，出清滞后造成的社会资源错配使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降低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更使得失业率上升，对“稳就业”带来较大挑战。僵尸企业还加速了中部和东北地区人才的流出，桎梏了区域协调发展进程。劳动力市场低迷以及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速下降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叠加家庭为教育医疗等提前储蓄的动机，家庭更加“不敢”消费。正如课题组2018年中报告所预测的，总需求不足进一步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短期债务增速远超预期，去杠杆出现反复，企业信用风险释放的同时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受此拖累，商业银行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实体经济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降，盈利未见改善。金融系统不稳定因素仍未消退，“稳金融”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环境亦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速见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常账户顺差基本消失，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大，外汇储备小幅下降。

宏观缸什举尚企是现阶段甲因经济画临的突出回题,国际消舁银仃(BIS)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杠杆率达到了255.7%,不仅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杠杆率的平均水平(193.6%),甚至已经超过美国(251.2%)等一些发达经济体。更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就企业部门而言,虽然2017年杠杆率出现了一定下降,但总体水平依然高达160.3%,在主要经济体之中位居首位。其中,国企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明显高于其他企业,高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就居民部门而言,虽然杠杆率(48.4%)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6.1%),但是已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39.8%)。若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超越美国。不仅如此,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过快、债务分布不均以及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均值得高度警惕。就政府部门而言,虽然整体杠杆率不高(47.0%),但由于中央政府杠杆率偏低,所以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之上。而且,目前地方债务的隐性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区域性的地方债务风险较大。就金融部门而言,近年来金融机构杠杆率明显攀升。

：在多重因素叠加的作用下，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持续回落中呈现出加速性和逐步内生性等特点，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各类刺激政策开始重返。在现有政策框架和利益激励格局中，“稳增长”将演化为“扩投资”，“微调性”的政策调整将演化为“扩张性”的放松，地方政府将大幅度放大“扩投资”的刺激效应，从而带动投资和消费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中国宏1观经济将快速扭转2012年1-2季度加速下滑的态势，并于2季度末出现触底反弹。但由于外部环境持续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深层次结构问题更为严峻等原因，这种反弹不会十分强劲并面临严重的不确定。2012年GDP增速将呈现“前低后扬”运行态势。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都是在结构性扭曲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扭曲虽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高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效率、环境和可持续性的代价。“改革”一直是中国宏观论坛研究报告所秉承的逻辑。报告始终认为改革理顺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报告不仅关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长期结构调整。 在方法论方面,宏观经济论坛研究报告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局限于总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微观结构性政策。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分配财政竞争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内生性特征,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从“外生随机冲击”到“内部扩散”的机制不同。

GDP平减指数的明显回落、需求端参数的同步下滑表明周期性下行力量依然是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一是企业库存周期自2018年三季度结束高位运转之后快速步入新的下行期，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叠加带来了明显的加速收缩效应；二是民间投资在投资收益预期下滑、信心疲软、投资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制约下，难以及时跟进国有企业投资摆脱周期底部运行的困境；三是在金融风险的高位缓释、国有企业持续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主体的偿债能力还没有全面反转，金融周期底部运行的特点十分明显；四是在逆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冲突全面蔓延的作用下，全球不确定性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增速同步回落，全球耐用品和投资品需求明显收缩，导致世界经济低迷期的全面重启。

6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提供了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动力变化的重要窗口，6月份的主要数据普遍好于5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从实体经济来看，2季度GDP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5.5%；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2.7%，两年平均增长率5.3%。经济增速总体上与历史趋势相比有一点差距，但已经相当不错。上半年物价水平同比增长0.5%，6月份同比增长1.1%，比5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与5月份持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来看，从消费来看，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速为4.4%；6月份同比增长12.1%，环比0.70%。从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6月份环比增长0.35%。从进出口来看，以人民币计价，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长22.0%、20.2%和24.2%，环比增长率分别为5.0%、5.6%和4.2%；1-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27.1%、28.1%和25.9%。以美元计价，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34.2%、32.2%和36.7%，环比增长率分别为6.0%、6.7%和5.3%；1-6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37.4%、38.6%和36.0%。上半年贸易顺差16335.9亿元人民币，或2515.2亿美元。

2021年4月，随着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生产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宏观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工业生产保持较高增速，九成以上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2021年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9.9%，比2019年同期增长8.0%。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延续恢复态势，线上消费等新兴消费势头良好。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以及房企本年到位资金增速等指标来看，房地产行业持续恢复，基本保持健康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