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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准备金率并非越高越好，由于货币投放方式和准备金结构的不同，中国与发达国家总准备金率并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总准备金率角度对降准空间一个可能的约束在于：经济可能正步入流动性陷阱状态，单纯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并不一定能够降低总准备金率，进而提高货币乘数、实现信用扩张。

发达国家总准备金率特别是超额准备金率高，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同时，信用扩张不足。特别地，日本30%左右的总准备金率恰恰反映了实体需求的疲弱。而且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总准备金率较高是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总准备金率高是由于超储率高。

从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通常维持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对资本流动担忧。随着我国外储告别高增长阶段，法定准备金“长期深度冻结流动性的利器”的作用不断弱化，准备金率的下降是长期趋势。如果从发展阶段(主要是资本流动)来看降准空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该可以降至6%以下的，达到3%至4%的水平。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从准备金三大功能来看，由于体量小对资本流动性、货币乘数的影响有限，审慎需求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工具来实现(例如OMO、SLF等)。“三档两优”的法定准备金率框架下，中小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在降至0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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