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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之产业篇(二):产业大迁移,“突变“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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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不确定性背景下,电子零部件加工企业向东南亚加速转移产能,其中外企调整较多、本土企业较理性。不管从转出规模还是承接国体量来考量,对我国总量经济短期影响可控。 第4轮产业大迁移下,2018年我国部分产业加速迁移、对东南亚投资爆发增长2011年起中国开启全球第4轮产业大迁移,部分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地区等梯度迁移。1900至2010年前后,我国凭借要素红利和制度红利等,承接全球第3轮产业大迁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2011年以来,伴随人口结构拐点出现,传统要素红利开始削弱,我国中低端产业内移外迁,开启第4轮产业迁移浪潮。外部不确定性影响下,2018年起部分企业向东南亚国家产业加速转移产能,在投资和贸易结构上均有体现。2018年,我国对马、印、泰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大增,2019年对越南投资增长接近4倍,产业外迁有所加速。贸易结构也可看到一定迹象,产能外移带来贸易转移背景下,越南等在美国的进口份额明显抬升。 当前产业外迁以中低端电子零部件加工为主,外企调整较多、本土企业较理性阶段性加速迁移的产业,以电子零部件中低端加工环节为主,与前期征税等因素关联较大。与过往纺织服装等主导我国制造业外迁不同,当前向东南亚地区加速转移的产业,以电子零部件生产环节为主,多为中低端低附加值产业。电子零部件是前期征税重点领域、对美国出口依赖较高,规避风险动机相对较强。 【更多详情,请下载:“结构主义“之产业篇(二):产业大迁移,“突变“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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